安东尼第一次带学生，是2006年秋天。

那时候他刚来伦敦两年，ICU的主任头衔还带着一种"空降兵"的生涩。Shannon——他在帝国理工读书时的导师——给他塞了一个规培生，说"这孩子基础不错，你带着"。安东尼看着那个站在ICU门口、白大褂笔挺、表情紧张，喊人的时候声音轻微发抖的年轻人，想起了自己刚轮转ICU时的样子。

他带了三个月，然后那个规培生去了急诊，再也没回来。不是这孩子不行，是ICU留不住人。这里的夜太长，死亡太密，排班太紧，规培生们轮转完ICU之后，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被吓跑了，打死也不再回来；另一种是被“腌”透了，觉得"我他妈这辈子就应该干这个！"。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安东尼一年大概能遇到一个，运气特别好的时候，两个。

那个去了急诊的规培生后来留在了BeaconCare，做了六年主治，然后去了曼彻斯特的一家医院做副主任。临走的时候来跟安东尼告别，眼眶有点红，说"谢谢您当年没放弃我"。安东尼说"你本来就够格，我只是在旁边看着"。两个人一起在手术室食堂吃了顿饭，喝了杯咖啡。聊了很多刚来beacon时候“懵逼”的故事。

安东尼一边听一边笑，很多他不记得了的事情，从后辈嘴里用笑谈的方式讲出来，带着点时间的沧桑感。

安东尼的带教风格在beacon内部被称为"安东尼模式"——不是手把手教，是直接把你扔进水里，然后站在岸上告诉你"你刚才那个划水的动作不对，重来"。如果你实在要往下沉，那他才会拿起救生圈把你捞上来。

有他垫底，病人不会出事，但是学生的脑子在这个过程中要烧好几轮。

然后，在交班的时候，最噩梦的时刻就到了。

安东尼把交班手册打开，翻到某一页，一个一个指着那些个被他丢过“救生圈”的病历，让责任主治回去翻文献看指南查依据，第二天来汇报。他最常用的一句话是："这个方案可以再优化一下，你回去想想，资料再看看。明天早上讲给我听。"

他没有骂过人，但他的"想想"比任何训斥都更有分量。有小主治侥幸过，但安东尼真的非常认真的查作业。

每年能从安东尼手里"毕业"并且留在BeaconCare ICU做主治的，平均一年两个。这个比例不高，但安东尼不觉得这是个问题。ICU本来就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地方。能坚决留下的，大多是那些一次又一次面对死亡之后没有转身逃走的人。

除了带学生，他的学术生活也有自己的节奏。平均每年一篇论文，三年一个课题。不算高产，因为他忙着救人。

Shannon说"你的论文写得像你的病程记录——不废话，不废话，还是不废话"。安东尼觉得那是夸奖。

安东尼在帝国理工的客座教授头衔已经挂了很多年了，每年去讲两三场，内容会更新，重症患者液体管理、抗生素降阶梯、或者他最新的课题方向。台下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Shannon还在第一排坐着，偶尔在提问环节举手，问一个让全场安静的问题，然后对着安东尼笑。

佐伊有空的时候也去听。

她第一次去听安东尼的讲座，是十二岁那年。她自己走进阶梯教室，在最后一排坐下来，面前的跨桌板上摊着拍纸簿和铅笔。安东尼站在台上讲脓毒症的早期识别。讲座结束，她蹦蹦跳跳下台阶去和安东尼告别的时候，他才震惊得发现这孩子居然来了。

后来她再来听的时候，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是安东尼帮她安排的，那个位置离讲台近，又不会挡到后面的人。

不过她听课的时候从来不提问，但她的拍纸簿上永远记满了东西。安东尼不知道她回去之后会不会再看那些笔记，但他知道她记住了。

再后来，佐伊开始和他讨论病例。十三四岁体格小小一个，还勉强可以被称作“小孩子”的人，抱着那种同行之间的、带着"我有个想法你看看对不对"的姿态，在办公室里展开一场又一场讨论。她会把他新收的病人化验单看一遍，然后说"这个乳酸持续升高但血压还稳，我在想是不是微循环的问题，不是大循环"。或者"这个抗生素方案和PK/PD不匹配，给药间隔太长了，MIC可能覆盖不住"。

她的推导从来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条从病理生理到药代动力学到治疗方案选择的完整路径，像一张被铺开的、每一步都有标注的地图。安东尼听着，偶尔追问一两句，更多的时候只是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