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序站在窗边，没有动。

他在医院待了六年。从实习医师到主治，他见过太多被疾病和意外折叠起来的人。

急诊室里血肉模糊的创伤，ICU里插满管子的衰竭，康复科里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个动作的偏瘫患者。

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看见残缺。

但那些都是在医院里。

在医院的墙壁之间，残缺是常态，是被预期、被归类、被编号的东西。

你知道这个病人会被推进手术室，那个病人会被转到康复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病历和去处。

而这里不是医院。

这里是一座山的山坳，是九里村的黄昏，是梯田边上一条无人经过的土路。土路上有一个蜷缩在木板车上的少年，用唯一能动的左手撑着地，拖着半袋废品，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他身边没有病历，没有输液架，没有呼叫铃，没有任何一个写着“病人”二字的标签。

他只是一个人，活在这里。

林时序看着他挪到路边的一丛灌木旁边停下来。左手够出去，从灌木枝上扯下一个被风吹上去的红色塑料袋，团了团，塞进车后的袋子里。然后继续往前挪。

他的手撑下去，抬起来，再撑下去。土路上被划出一道断断续续的拖痕，从梯田那边一直延伸过来。

林时序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

后来那辆小板车拐进了一条岔路，被一堵土墙挡住了。咯吱声渐渐远了，最后听不见了。

梯田边上又恢复了安静，只有风吹麦浪的声音，一浪推着一浪。

他转过身，开始收拾行李。

被褥是自带的。白大褂带了四件，山里洗衣服不方便，换着穿能撑一个星期。

惯用的听诊器、新配的血压计和血糖仪，还有一些常用的中成药和针灸包——他是中西医结合科出身，中药方剂和针灸推拿都是本行。

来之前他查过，这种偏远山区的常见病主要是风湿骨痛、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针灸和中药调理比单纯开西药更实用。

收拾到一半，院子里传来动静。

老周回来了。

老周大名周德厚，五十七岁，是九里村卫生所唯一的在编医生。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脸上沟壑纵横，笑起来眼角的纹路能夹住一粒米。

他在九里村待了快三十年，周围七个自然村的人都认识他，谁家媳妇什么时候生、谁家老人血压多高，他都记得。

“林医生！可把你盼来了！”他大步走进来，一把握住林时序的手，上下摇了又摇，“路上辛苦吧？我本来要去接你的，结果上头寨老张头从梯田上摔下来，腿可能折了，我赶过去处理了一下，耽误了。对不住对不住。”

“没事，周老师。”林时序说，“老人怎么样了？”

“胫骨骨折，我给固定了，明天得送镇卫生院拍个片子。七十三了还爬梯田，劝了多少回不听。”

老周摇头叹气，又抬头打量林时序，“年轻啊，真年轻。我在基层干了三十年，还是头一回见到京城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来我们这儿。小李呢？小李！”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隔壁房间探出头来，穿着白大褂，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上还带着学生气。他叫李同，去年刚从县卫校毕业，分到九里村才半年。

“林老师好。”他有些拘谨地打招呼。

林时序冲他点了点头。

老周张罗着要给他接风，说晚上杀一只鸡。林时序说不用麻烦，有什么吃什么就行。

老周不听，说头一天来不吃顿好的，他心里过不去。争执了半天，最后折中，炒了腊肉和两个素菜，又煮了一锅青菜汤。

吃饭的时候老周把村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九里村在册人口一千二百多人，但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实际常住的不到七百，以老人和孩子为主。

村卫生所负责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慢性病管理、预防接种、健康教育，什么都得干。

“卫生课？”林时序夹了一筷子青菜。

“对，李校长没跟你说？”老周嚼着腊肉，“村小学就四个年级，一共六十来个娃娃。李校长请我们卫生所的人每周去讲一次卫生课，教娃娃们洗手刷牙、饮食卫生什么的。我以前去，后来年纪大了讲不动，就让小李去。小李讲了几回，娃娃们嫌他讲得干巴巴的不爱听。你来了正好，京城的大医生，肯定讲得好。”

李同在一旁埋头吃饭，耳朵尖有点红。

林时序想了想，说：“可以。”

吃过饭天已经黑透了。山里的夜晚黑得浓稠，没有路灯，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窗口透出昏黄的光。虫鸣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铺天盖地的。

林时序洗漱完回到房间，又站到了窗边。

梯田已经完全隐没在黑暗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条土路也看不见了。他站了一会儿，关上窗户，躺到床上。

床板很硬，枕头高度不合适。他翻了个身，听见隔壁老周已经打起了鼾。

他想起那条土路上被拖出的痕迹，断断续续的，从梯田那边一直延伸过来。他想起那只撑在地上的左手，五指张开，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泥。

他想起那个蜷缩在木板车上的姿势——双腿折起来抵着下巴，脊背弓得像一张过度拉开的弓。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了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上午，林时序正式接手了卫生所的一部分工作。老周把慢性病管理的档案搬出来给他看，厚厚一摞，登记着村里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基本情况。林时序翻了一遍，在笔记本上做了分类和标记。

十点钟左右，有个老太太抱着孙子来看病，孩子发烧咳嗽，林时序检查后开了药，又教了老太太物理降温的方法。老太太千恩万谢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