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有精神残疾的人。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主治医生说的。

作为一名曾经为国家服务了十年、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青年，如今即将步入中年，我退伍后享受的唯一优待就是可以长期并且低价的获得我的主治医生的定期接待和检查，但，是精神科的。

所以，我的主治医生已经治疗了我十年以上，每月问诊都是同样的开头和结束语：“小贺，你好啊！最近好吗？最近有想起什么吗？吃得好？睡得好？”最后开了一堆据说是补脑子的药给我，例行问诊便告结束，前后总共不到五分钟，这十年来，我们俩定期走一遍这个流程，已经到了行云流水、炉火纯青且麻木不仁的地步。

你可以看出，我的这个病十年来毫无起色，并且在我有限的一眼能够望到头的生命里，也着实看不到它能有起色的那一天，说是绝症也可以，但不至于要了卿卿性命，所以可以继续麻木不仁下去也未可知。

虽然我有病（嗯？怎么听着像骂人？）但并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十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了一家国企单位，旱涝保收活儿也不重，主要还是得益于我这病，但这十年我也没闲着，亲也相过，人见得也不少，就是一直没结成婚，独居在一座公寓楼的单室间里，这也主要因为我这病。

我喜欢一开始就跟别人说明我有病的这个事实，导致别人认为我真的有病，但其实我只是在十年前丢失过一段记忆，说起来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失忆”这个词有阵子听起来还有些时髦，但我真不是赶时髦，谁赶时髦说自己有病，还是精神科的？我只是不想以后为这事纠缠不清，麻烦。

说起来，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这并不是说，我怕惹麻烦，我只是讨厌各种缠夹不清的人情世故，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人，从小长在军队大院内，跟一帮兵哥哥混得很熟，在那样的环境里，人情世故相对简单单一，如果不是十岁那年父母的突然离世，我想我以后大概率能成为一名军人，咳，我后来还是入了伍，但那不是因为父母，而是因为收养我的纪司令。

纪司令不是司令，只是我喜欢管他叫司令，因为他常年板着一张臭脸，说一不二，谁要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肯定没啥好果子吃。纪司令是我父母的战友，据说是过了命的交情，按理说，他收养我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当时我死活不肯跟他走，是那种宁愿去孤儿院也不愿意跟他走的架势，后来长大了纪司令说，我的这种执拗劲儿，像极了他。

为了让我同意，纪司令终于收起了他那张千年不化的冰山脸，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微笑，拿出一块糖，以连街头诈骗小孩的惯犯都不屑使用的拙劣伎俩，试图哄骗我的信任，结果当然被我一眼识破。

不过最后我还是跟着纪司令回了家，原因是当时尚在人世的纪师母用母亲般的光辉照耀了我，我是心甘情愿的，绝不是因为纪师母做的菜好吃。

我生活的这个单元楼已经很旧了，楼道里常年无人清理，推放着各种不用的废弃家具，积攒着厚厚的成年老灰，墙上到处贴满了各种小广告，其中以修水管、通厕所、下水管道疏通的小广告居多，可见贴广告的人并不是无的放矢，知道像这种老式居民楼最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但我从来没有打过上面的电话，倒不是我家不需要，而是我对于主动上门推销存在一定的排斥性，这就像当年纪司令主动哄骗不能成功一个道理，从小我就对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殷勤敬而远之，所以纪司令从不怕我被人拐跑，能拐跑我的人只能有一种：不主动搭理我的人。但，哪个拐子会不主动搭理人就能把人拐跑？我也没啥特殊爱好，对于小孩子喜欢的糖果零食什么的统统免疫，用纪司令的话说：“早熟。”

我说：“我那不叫早熟，我只是不感兴趣。”

纪师母会说：“咱家小贺可不是早熟，她是要求高。”

还是师母懂我。

可惜一向懂我的师母在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却去世了，我和纪司令一下子像失去了精神支柱，沉寂了许久，犹记得那年我们刚刚失去师母，三月份的天气，天冷得不寻常，完全没有春天要来的迹象，那是我度过的最冷的一个春天。砭人肌肤的寒意笼罩在记忆中那一整年，我和纪司令时常在餐桌前相对而坐，瞪视着餐桌上的那几道不大可口的饭菜，餐桌上一副空碗筷照例摆着，我俩看着那副空碗筷，沉默不语，那一刻我知道，安静的空气是有重量的。

“不能这样！”最终纪司令说。“不能再这样，明天我就把照片收起来。”

纪司令说的照片，是师母的遗像。师母去世后，她的遗像一直摆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前面摆着一些鲜花水果做供品，纪司令要把师母的这个供桌撤去，我犯起了执拗的毛病，死活不同意。

“我已经安排好了，过两天你就去连队报到。”

我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有上到心仪的学校，又因为师母的突然去世，对填报志愿以及今后要走的路提不起一丝兴趣，因此耽误了上学的机会，几个月来一直赋闲在家，成了个吃闲饭的。没想到纪司令竟然安排我入伍当兵。

虽然一直生活在军营里，父母去世后我也没离开过，跟着纪司令和纪师母，仍然住在部队大院，但真正当兵入伍却是我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