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古代赋税制度那天，我在黑板上写了“租庸调制”四个字，粉笔灰簌簌往下掉。底下学生大多皱着眉，前排那个扎马尾的女生甚至直接趴在桌上，嘴里念念有词：“这名字都绕口，还指望我记住？”

我敲了敲讲台：“别觉得枯燥，换个方式想——假设现在张昊是个种地的农民，”我指着靠窗第三排那个总爱转笔的男生，“你家有五亩地，每年要给朝廷交两石粮食，还要去边境服二十天兵役……”

话没说完，教室里就炸开了锅。张昊夸张地哀嚎：“二十天？那我地里的麦子谁管啊！”他同桌立刻接话：“你可以交钱啊，老师刚说可以纳绢代役！”我趁机把“输庸代役”四个字写在黑板上，看着他们吵吵嚷嚷地计算“一石粮食能换多少绢”，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这是我带课的小技巧，把枯燥的制度变成具体的人，总能让他们听得更投入些。

目光扫过教室，最后一排的王懿还是老样子。他坐得笔直，手里转着笔，眼睛盯着黑板，却没像其他人那样跟着讨论。阳光从他那边的窗户照进来，在他脚边投下块菱形的光斑，他的鞋尖刚好顶着光斑的边缘，一动不动。

这是我上课的老习惯了。讲商鞅变法，就让学生扮演“废除井田制后的农民”和“失去特权的贵族”；讲唐宋科举，就分组模拟“寒门考生”和“世家子弟”辩论。用他们自己的名字代入角色，总能吵出些火花，连最不爱听讲的男生都能插上两句。

只是王懿很少被我点到。他坐在最后一排，总低着头，不像张昊他们那样咋咋呼呼地举手，甚至很少抬头看我。有次讲“安史之乱”，我让学生讨论“如果你是长安百姓，会跟着皇帝逃难还是留在城里”，教室里吵成一团，王懿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侧脸被阳光照着，睫毛的影子落在纸页上，安静得像幅画。

我其实注意到他了。好几次话到嘴边，想喊“王懿，你觉得呢”，可看到他那副沉静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爱表现，万一被突然点名，会不会觉得不自在？我甚至想过，是不是该特意找个简单的问题问他，可每次都被更踊跃的举手声打断。

直到讲“宋代商品经济”那天，我让学生模拟“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张昊抢着说要当“卖炊饼的”，逗得全班笑成一团；那个扎马尾的女生举手要当“茶坊的老板娘”，还学着话本里的腔调喊“客官里面请”。

“那谁来当‘交子铺的掌柜’？”我笑着问，目光下意识地往最后一排扫了眼。

王懿刚好抬起头，我们的视线撞在一起。他眼里像是有惊鸿闪过，很快低下头，手指却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犹豫什么。

“王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来，比平时高了点，“你来试试？”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两秒。所有人都往后看，王懿的同桌甚至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他慢慢站起来，背还是挺得笔直，校服拉链依旧拉到顶端，声音不高不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对吧？”

“对。”我点点头，鼓励地看着他，“如果你是掌柜，客人来用交子兑铜钱，你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