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屿的白衬衫总是带着薄荷烟草味，每个吻却炽热得像要在我唇间烫下烙印。

我们曾窝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分吃一碗泡面，他总会把最后一口汤留给我，自己叼着烟在窗边写歌。那时北京的风很硬，刮过老旧的窗棂时会发出呜呜的响声，但他的手总是暖的，握住我冻得发红的指尖，塞进他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兜里。

“顾言，等我的歌卖出去了，给你买栋大房子。”他吐着烟圈，眼睛在烟雾里亮得惊人，“要有个大院子，种你最喜欢的白山茶。”

我笑他痴人说梦，却偷偷在日记本里写：不要大房子，只要江屿。

五年后，江屿真的做到了。他的歌红遍大街小巷，我们从漏风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的公寓。他买得起任何价位的白山茶，却再也找不到时间陪我等待一株花开。

“言言，今晚的颁奖典礼，你真的不来？”江屿站在穿衣镜前，仔细调整着领带结。黑色阿玛尼西装衬得他肩宽腰窄，曾经散落在额前的碎发被精心打理成时髦的造型。

我窝在沙发里，摇了摇头。电视上正在回放他昨天的采访，主持人问及感情状况，他游刃有余地微笑答：“目前单身，重心都在工作上。”

不算说谎，我想。我们从未公开过关系。在这个行当里，同性恋情仍然是需要小心规避的礁石。

江屿透过镜子看我，语气软了下来：“生气了？你知道那些采访都是提前对好的台词。”

“没生气，”我说，“只是有点累。”

这是真话。昨晚我等他到凌晨三点，热了三次的饭菜最终倒进垃圾桶。他回来时浑身酒气，领口蹭着刺眼的玫红色口红印。我没问，他也没解释。我们之间横亘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比争吵更令人窒息。

他走过来，身上是高级定制的木质香，早已取代了曾经的薄荷烟草。可当他俯身吻我时，那温度依然熟悉得让人鼻酸。

“等我回来，”他的额头抵着我的，“不会太晚。”

门轻轻合上。我坐在突然空旷起来的客厅里，听见电梯下行的嗡鸣。

手机屏幕亮起，是出版社责编的消息：“顾老师，《饮冰》的终校稿您看了吗？封面建议用本名，而不是笔名，毕竟您现在也有一定知名度了...”

《饮冰》是我写的第一本小说，记录着我们最初在北京挣扎求生的日子。出版社看中了江屿名气带来的潜在市场，而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将那些属于我们最私密的记忆公之于众。

我回复：“再给我几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