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三，小年。深圳的街头巷尾挂起了红灯笼，但禁放烟花爆竹的禁令让年味显得安静了些。陈永福坐在办公室，最后一次核对年前要处理的文件。窗外的厂区空旷了不少——外地工人已经陆续返乡，留下的多是本地人或准备在深圳过年的。

老徐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陈总，华融投资的冯总刚派人送来的，说是年前最后一份建议书，让你在老家有空看看。”

陈永福接过，厚厚一沓。打开，是收购长沙那家米粉厂的详细尽调报告。冯总在附信里写道：“陈董，此厂虽设备老旧，但‘老长沙’品牌在本地有三十年口碑，若能用咱们的生产管理经验改造，有望成为华中市场的桥头堡。春节后若有暇，可同往考察。”

“他还是没放弃。”陈永福把报告放桌上。

“冯总看得远。”老徐在对面坐下，“但三百五十万的收购价，加上改造费用，总投入要五百万。公司现在现金虽然够，但……”

“但武汉还没完全消化。”陈永福接话，“我知道。老徐，你怎么看？”

老徐斟酌着说：“从财务角度，分散投资风险更低。但从管理角度，咱们的人手已经吃紧了。林经理管深圳，黄秀英武汉成都两头跑，建国年轻，还需要历练。再开一个战场，怕顾不过来。”

陈永福点头。这正是他担心的。实业不是资本，钱能解决设备问题，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一个厂子要盘活，得有得力的人盯着，得有老师傅传帮带，得有时间打磨。

“年后再说吧。”他把报告收进抽屉，“车票都订好了？”

“订好了，明天下午的火车，四张软卧。”老徐说，“陈总，你这一走半个多月，公司的事……”

“有急事打电话。平常的事，你和林经理、建军商量着办。”陈永福说，“特别是工人的年终奖，一定要在年前发到位。”

“放心，都安排好了。”

中午，陈永福去车间转了一圈。大部分生产线已经停了，只有一条线还在赶最后一批节前订单。老张在监督，见陈永福来，走过来。

“老板，明天就走？”

“嗯，下午的火车。”陈永福看看安静的车间，“老张，今年你也早点休息，陪陪家人。”

“我不急，我爱人孩子在深圳。”老张搓搓手，“老板，老王那边……我昨天去看了，腰好点了，但医生说还得养三个月。他想过了年回来上班，你看……”

“让他养好再说。”陈永福说，“你转告他，岗位给他留着，工资按病假发，让他安心。”

老张眼圈有点红：“老板，老王听说你要给他安排轻活，感动得……他说跟对人了。”

“应该的。”陈永福拍拍他的肩，“老张，你们这些老兄弟，是咱们厂的根基。根基稳，树才长得高。”

从车间出来，陈永福去了趟员工宿舍。几户准备在深圳过年的工人家门口已经贴上了春联，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他挨家看看，问问缺什么，记在心里。

下午回家，父亲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两个大编织袋，一个手提包。林玉兰在检查门窗水电，晓梅则往书包里塞寒假作业和连环画。

“阿爸，老家有电视吗？”晓梅问。

“有，但只有两个台。”陈永福说，“你可以看星星，老家星星多。”

“那有肯德基吗？”

“没有，但有阿嬷做的粿条，比肯德基好吃。”

晓梅似懂非懂地点头。对她来说，老家是个模糊的概念，只在照片和大人谈话里出现过。

夜里，一家人早早休息。陈永福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脑子里过电影似的：厂里的事、家里的事、老家的事……千头万绪。

林玉兰轻声说：“永福，回去见到亲戚们，该给多少红包？”

“小孩五十，老人一百。”陈永福说，“堂哥那边困难些，多给两百。祠堂捐的五千，我明天去银行取现金。”

“带这么多现金，路上小心。”

“知道。”

黑暗中，两人都不再说话。窗外的深圳，依然有车声，但比平日稀疏许多。这座移民城市，每到年关，就像被抽空了气血，露出钢筋水泥的骨架。

第二天下午，罗湖火车站人山人海。绿皮车停在站台，车窗里探出密密麻麻的人头。软卧车厢在列车中部，条件好些，但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大包小包，吵吵嚷嚷。

找到铺位，安顿好行李。晓梅好奇地爬上爬下，父亲靠窗坐下，看着站台上送别的人群。

“以前我出来打工，坐的是硬座，两天两夜。”父亲说，“现在条件好了，卧铺，十几个小时就到。”

“时代不一样了。”陈永福把热水瓶放好。

火车缓缓启动，深圳的高楼渐次后退。穿过布吉关，田野和村庄开始出现。晓梅趴在窗边看，不时问：“阿爸，那是哪里？”“那是水稻田，冬天休耕。”“那些房子为什么那么旧？”“因为这里是农村。”

孩子的问题简单，答案却复杂。陈永福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想起自己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家乡的情景。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刚起步，他二十岁，怀里揣着五十块钱，心里满是迷茫和希望。

一转眼，十八年过去了。

火车在暮色中前行。软卧车厢里渐渐安静，只有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声。父亲睡了，林玉兰在给晓梅讲故事，陈永福拿出冯总给的报告，就着昏暗的灯光看。

长沙米粉厂，建于1965年，最辉煌时员工三百人，产品供应整个湖南。九十年代后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去年开始寻求改制。品牌“老长沙”确实有知名度，但设备都是七十年代的，厂房漏雨，工人平均年龄四十八岁。

报告里夹着几张照片：斑驳的墙面，生锈的机器，老工人呆滞的眼神。陈永福看着，心里不是滋味。这些国营老厂，曾经是多少人的骄傲，现在却成了包袱。

但“老长沙”三个字，让他心动。三十年的口碑，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如果能盘活，不仅是生意，更是救活了一个老品牌，保住了一批老工人的饭碗。

他合上报告，揉揉眼睛。窗外已全黑，偶尔有零星灯火掠过。远处不知哪个村庄在放鞭炮，红光一闪一闪的。

“永福，睡会儿吧。”林玉兰轻声说。

“好。”

他躺下，却还是睡不着。脑子里算着账：五百万投资，三年回本，年销多少包，毛利多少……数字跳来跳去。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站台上有人卖茶叶蛋和泡面，叫卖声穿透夜色。几个旅客上下车，脚步声杂乱。

父亲醒了，坐起来喝水。

“爸，吵醒你了？”

“没事，年纪大了，睡不沉。”父亲看着窗外，“这是哪？”

“惠州吧。”

“哦，惠州。”父亲喃喃，“你二舅以前在惠州糖厂，下岗了，现在不知道做什么。”

陈永福心里一动。像二舅这样的下岗工人，全国有多少？他们有一身本事，却没了用武之地。如果能多办几个厂，多提供些岗位……

但想归想，做起来难。实业如履薄冰，一步踏错，可能满盘皆输。

天亮时分，火车驶入潮汕平原。窗外是熟悉的景象：黛瓦白墙的民居，蜿蜒的小河，远处绵延的丘陵。空气里似乎已经有了咸湿的海风味道。

晓梅醒了，趴在窗边：“阿爸，这就是老家？”

“嗯，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