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来伦敦的第一年，还会偶尔看一眼LinkedIn上的消息。

不是认真的那种。就像站在超市的糖果货架前面，明明不饿，还是会扫一眼新出的口味。

猎头发来的消息他大部分划掉了，但有些名字会让他的手指停一下——苹果，硬件加速团队；西门子，医疗影像部门，总部在德国。他盯着"总部在德国"那行字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邮件标记为"已读"。离家近一些的确是诱惑，但是，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还能再等等。

第二年，猎头来信又多了几封。有一封来自一家叫"光学传感技术"的初创公司，在剑桥，做的方向和他之前在MIT的研究重叠度很高。他们给的期权很慷慨，是那种"如果上市你可以提前退休"的慷慨。Vital把那封邮件看了两遍，然后关掉了窗口。他跟自己说"可以再等等"，但他说不清在等什么。

第五年，猎头开始直接在LinkedIn上给他发私信，措辞比邮件更直接，更个人化。有一条来自一个他以前在MIT合作过的教授推荐的公司，对方说"你的背景很适合我们，随时可以谈"。Vital看了看对方的公司简介，又看了看自己桌上那台正在跑测试的开发板，然后回了一句："谢谢，目前没有换工作的计划。"他发完那条消息之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发现自己说"没有计划"的时候，心里是确定的。那种确定让他有点意外。

他开始想"为什么"。

预警系统已经上线了，稳定运行，数据漂亮，团队成熟，Puls的运维工程师已经能独立处理百分之九十五的日常问题。他随时可以走。他的合同没有竞业条款限制，如果他想跳槽，通知期只有一个月。他没有任何留下来的"必须"。

但他发现自己不想走。不是因为工作内容——工作内容当然有意思，预警系统、无人码头、手环项目，每一个都是硬骨头，每一个都让他觉得"这事值得做"。但真正让他不想走的，是一些更小的、更细碎的东西。

他想了一下，他每周至少会去安东尼办公室冲一次咖啡。有时候是两次，最多的一次——那周手环项目的传感器出了个棘手的问题——他去了四次。安东尼从来不问他"你今天怎么又来了"，他只是在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说"柜子里有新的滤纸"。

他每周，最多每两周一次，会去安东尼家吃饭。不是那种正式的、需要提前三天约的"请客"，是安东尼会在某个周五下午发一条消息："今晚过来。炖了排骨。"或者"烤了鸡腿。佐伊也来。"

Vital会回一个"好"，然后在下班之后拎着帆布袋过去，里面装着咖啡豆和一瓶气泡水。

他进门的时候安东尼往往在厨房里，佐伊在沙发上抱着书或电脑。后来他们养了猫，那只叫debug的缅因会从猫窝里冲出来蹭他的裤腿，尾巴竖得笔直，昂着头讨猫零食。他在门口的换鞋垫上把鞋换好，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像他已经这样做了很久。

他甚至不需要带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