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吃一顿饭要很久。小时候因为这个挨过不少骂。奶奶在的时候不催他，爷爷也不催。奶奶会坐在他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等他，等他吃完一口再喂下一口。后来奶奶走了，爷爷走了，就再也没有人等过他了。

王大芬等不了。

她站在草棚口，双手叉腰，看着阿九一口一口地抿粥，嘴角那两道纹路越来越深。

“吃个饭跟鸟啄食一样，磨蹭得要死。”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吃完把碗涮了送回来，别搁在这儿招苍蝇。”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

“对了，这两天有人来收羊，后院的圈要腾一间出来晒草。你那些破烂玩意儿别堆在墙根底下挡路，都收进去。”

后院的墙根底下放着阿九捡回来的废品——分好类的塑料瓶、压扁的纸壳、几截还能卖的铁丝。那是他唯一能换钱的东西。

攒够一麻袋，等收废品的老孙头赶着骡车进村的时候卖掉，能换几块钱。他用那几块钱买盐，买火柴，买最便宜的止疼药片。有时候攒得多了，还能买一小袋米，自己煮一顿稠的。

“听见没有？”

“……听见了。”

阿九的声音很轻，带着气声。他的声带没问题，但呼吸撑不住长句子，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像一台电力不足的收音机。

王大芬走了。

塑料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穿过院子，进了堂屋，然后被一扇关上的门隔住了。

阿九把碗里的粥慢慢抿完。最后一口的时候还是呛了一下，米粒进了气管，他弓着背剧烈地咳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胸腔里像有把刀在刮。他用手背擦掉嘴角的汤水，又擦掉眼角的泪，靠在墙上缓了好一会儿。

棚子外面，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来。

他把碗放在一边，左手撑着地，慢慢挪到棚子口，去看他那些废品。塑料瓶和纸壳还堆在后院墙根下，码得整整齐齐，和大伯家的羊圈隔着一道半人高的土墙。羊在圈里咩咩地叫，挤来挤去，蹄子踩在粪泥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阿九蹲不了，只能歪着身子靠在墙上，用左手把废品一样一样往棚子里拖。塑料瓶还好办，纸壳太大，他一次只能拖一张，拖到棚子口还要想法子折小。

右手帮不上忙，他只能用牙齿咬着纸壳的边缘，配合左手把它压扁、折起来。纸壳的边缘割破了他的嘴角，尝到了一丝铁锈味。

等他把所有东西都拖进棚子，天已经黑透了。

棚子里没有灯。阿九摸黑爬到草料垛旁边，把搪瓷碗放到饼干盒旁边，然后把那床薄被从墙角拽过来，围在自己身上。

被子的棉絮已经结成了疙瘩，一块硬一块薄，盖在身上跟盖了张渔网似的。他把后背靠到墙上，调整了几次姿势，找到了一个让呼吸稍微顺畅一点的角度，闭上眼睛。

羊在隔壁咩咩地叫。

远处的狗在吠。

风从墙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凉意。九月的山里，白天晒得人发晕，夜里却凉得很快。阿九把被子裹紧了一些，把脸埋进膝盖里。蜷缩的腿抵着胸口，压着呼吸，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压在胸口，不致命，但永远在那里。

他闭上眼睛，想着明天的路线。

后山那条路边的灌木丛里还有几个塑料瓶没捡，是前天看见的。村口小卖部老刘叔说最近废品收购价涨了一分钱，一斤塑料瓶能卖到一毛二了。他算了算自己攒的量，大概能卖三块多钱。盐快吃完了，火柴也只剩三根。

然后，不知怎么的，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那个穿白大褂的人。

新来的医生。

他站在枇杷树底下，阳光落在肩膀上。他的白大褂很白，白得像山尖尖上的雪。他戴着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看着这边，没有笑，但也没有皱眉。他只是看着。

阿九从来没有被那样看过。

像看一个正常人一样。

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觉得好笑。他哪里正常了。他的腿是废的，胳膊是废的，吃饭会呛，喘气会堵，连拉屎撒尿都要撑着地挪到棚子后面的土坑边，完事了再挪回来，来回一趟要歇三次。他哪里正常了。

但是那双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不正常。

他把脸往膝盖里埋得更深了一些。

睡吧。

明天还要去后山捡瓶子。

草棚外面起了风，吹得石棉瓦顶子呼啦啦地响。那条最大的墙缝里透进来一线月光，落在阿九蜷缩的脊背上，像一道细细的、银白色的伤口。

而村子上头的卫生所里，林时序的窗户还亮着灯。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从老周那里借来的居民健康档案登记册，翻到了某一页。那一页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一寸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被一个老人抱在怀里。

孩子瘦得厉害，但眼睛很亮，对着镜头露出了一点怯生生的、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笑。

照片下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刘阿九，男，19岁。

既往病史：小儿麻痹后遗症。双下肢及右上肢瘫痪畸形，呼吸肌受累，吞咽功能障碍。

监护人：刘建军（伯父）。

备注栏是空白的。

林时序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把登记册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后山的梯田隐没在夜色里，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在看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村尾，是草棚所在的地方。

山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凉意。

他站了很久，然后关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