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很多，“报警？起诉陆鹤亭？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女儿是怎么死的？让媒体堵在家门口，让你在学校被同学指指点点，让你一辈子都背着‘那个实验受害者的哥哥’的标签活下去？”

“我宁愿那样。”顾深的声音没有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宁愿被指指点点，宁愿所有人都知道，宁愿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也好过忘记她。”

顾维庸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顾深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更像是某种古老的、深重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疲惫。

“你没有忘记她。”他说，“你从来没有忘记她。他们抹掉了你的记忆，但你还是想起来了。你找到了那个地方，找到了那些刻痕，找到了她的名字。你能做这些，是因为你还活着。如果你当年也被卷入那个案子，如果你也被调查、被询问、被媒体包围——你还能成为今天的你吗？你还能坐在省厅的办公室里，查你妹妹的案子吗？”

顾深没有说话。

“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自己。”顾维庸的声音开始发颤，“是为了让你活下来。让你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长大。让你有机会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顾深站在壁炉旁边，手放在壁炉台上，指尖触到了大理石的冰凉表面。

“你说完了？”他问。

顾维庸看着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说完了。”

“那我说。”顾深的声音很平，但沈则如果在场，会听出那平静之下的、正在燃烧的东西，“你给我选了一条路。一条安全的、干净的、没有伤疤的路。但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不想走那条路。”

顾维庸的眼睛红了。

“我想走的路，是和顾念一起走的路。她被人关在黑屋子里的时候，我想在那间屋子里陪她。她害怕的时候，我想握着她的手。她死的时候，我想在她身边。这些你都没有给我。”

“我没有办法给你。”顾维庸的声音终于碎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她。我能做的，只有让你活着。”

客厅里沉默了很长时间。壁炉里的火渐渐小了，木柴烧成了灰烬。

顾深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壁炉台上。是一张照片——顾念的那张毕业照，那棵开满花的树，那个红豆冰淇淋。照片的边角已经磨损了，有些发黄，但顾念的笑脸还是那么清晰。

“这是她唯一一张照片。我从实验小学找到的。你应该有更多。但你把它们都销毁了。”

顾维庸看着那张照片，嘴唇开始发抖。他伸出手，想要拿起照片，手指悬在照片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她把头发剪短了。”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她失踪前一周，自己拿剪刀剪的。剪得乱七八糟。你妈妈气得要命，她说没事没事，反正夏天热。她说——”

他说不下去了。

顾深站在那里，看着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一个白发苍苍的、肩膀佝偻的、在异国他乡的客厅里对着女儿的照片流泪的老人。

“我现在在做的事，”顾深说，“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你的保护，不是因为你的安排。是因为顾念。她是我妹妹。我应该为她做这些。”

他转身走向门口。

“深深。”顾维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用的是很多年没有用过的称呼，“你会起诉我吗？”

顾深的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回头。

“法律会决定。”

“我问的是你。你会起诉我吗？”

沉默。

雨声从门缝里渗进来，带着大海的咸腥味。

“你是我的父亲。”顾深说，“但你也是那个实验的协助者。这是两个事实。我不能因为一个是事实，就否定另一个。”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雨还在下。沈则的车停在路边，雨刷在有节奏地摆动。他看到顾深从门里走出来，穿过花园的小径，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但他没有加快脚步。他走得很慢，像一个刚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人，需要时间适应岸上的空气。

沈则推开车门，撑开伞，走过去。

他把伞举在顾深头顶。雨滴打在伞面上，发出闷闷的声响。

“还好吗？”沈则问。

“不太好。”顾深说。

和上次一样。他不再说“我没事”了。

沈则把伞往顾深那边倾斜了一点，自己的半边肩膀露在了雨里。“走，先回车上。”

他们走回车旁，沈则拉开副驾驶的门，让顾深坐进去。然后他绕到驾驶座，收了伞，坐进来。车里比外面暖和很多，挡风玻璃上全是雾气。

沈则发动了车，打开暖风。雾气慢慢散去，露出外面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海。

“你和你父亲说了什么？”他问。

“说了该说的。”顾深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哭了。”

沈则看了他一眼。顾深的睫毛上有水珠，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那你呢？”

“我没有。”

沈则没有追问。他把车开出停车位，沿着山坡的路往下开。雨刷在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摆动，像是某种有节奏的、安抚人心的心跳。

“沈则。”

“嗯。”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但我没有觉得好受一些。”

“这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沈则说，“这是为了让你问心无愧。”

顾深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雨中的白石镇安静得像是被世界遗忘了。

“问心无愧。”他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我离那个还很远。”

“那就慢慢走。”沈则说，“又不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