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禾苏就站在那里，一身黑色西装，里面是白衬衫，只是领口的领结歪斜着，显出几分仓促。丁禾苏的视线越过他，牢牢锁在地上那个身影。她躺在那里，脸色是纸一般的苍白，嘴唇泛着不祥的紫绀，长发凌乱地散开，头正无力地倚靠在章建肩头，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
丁禾苏的脸也瞬间褪去了血色。他几乎是冲过来的，蹲下身，一把就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冷僵硬，他的手也同样冰凉；他将她的手指紧紧攥在自己掌心，用力之大连指节都微微发白。
“苏静安！苏静安！”
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然而她没有丝毫回应——嘴唇紧闭着，睫毛静止不动，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生气。
可现在他明白了。
她咽下去的远不止两粒药片。
是一整瓶。
他将心底那个无形的瓶子彻底倾倒过来，那些药片——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粒——哗啦啦全涌了出来，和满地狼藉的空酒杯、横七竖八的空酒瓶、那件被遗弃的纯白婚纱、那条蜿蜒在地的冗长拖尾、还有那朵早已褪了色的红色捧花，全都搅在一起，混杂不堪。
他分不清了，分不清哪些是绝望，哪些是赌注，哪些是爱，哪些又是恨。
急救室的灯亮着，红得发烫，刺眼，像一只睁裂的、不肯闭合的眼。
章建把后背抵在冰凉的瓷砖墙上，手心里还攥着那个空药瓶，塑料的，被他的汗浸得又湿又滑。瓶身上的标签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字迹模糊得像被水泡过，但他记得那上面每一个字。一瓶，一百片，她全吃了。他把那个数字在心里缓缓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仿佛要确认其真实的分量。
一百。
他不知道她是怀着怎样的决心，分几次咽下去的——也许一次，也许两次，也许在仰头灌下那些烈酒之前，她就已经将苦涩的药片含在舌头底下，等待某个瞬间的到来。
走廊里异常安静，一种被消毒水味浸泡着的、紧绷的安静。护士站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又低又黏，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一辆推车经过，四个轮子齐齐碾过光洁的地砖，发出均匀的咕噜咕噜声，很轻，小心翼翼，像怕惊扰了什么。他低下头，看到自己的鞋，鞋带上沾着几处暗色的水渍，已经干了，不知道是洒出的酒，还是别的什么液体。他蹲下身，抽出纸巾擦拭，那污渍却顽固地嵌进纤维里，擦不掉。纸巾的白色碎屑粘在了粗糙的鞋带上，他便用手指，一点一点，耐心地将它们捻掉。
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一道窄缝，一个戴蓝色帽子的护士探出半边身子，嘴唇动了动，说了句什么。
章建没听清，或许是根本没听见。他站起来，腿已经麻得失去知觉，只能扶着墙，等待那股酸麻的劲儿像潮水般从膝盖骨退去。他走过去，护士清晰而平淡地告诉他，已经洗过胃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人还在昏迷，需要持续观察。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稳得像在朗读一份早已备好、与自身无关的医疗报告。
丁禾苏赶来的时候，走廊里惨白的灯已经悄悄换过一轮。他从电梯里冲出来，身上那件笔挺的黑色西装外套已褪下，松松垮垮搭在臂弯里。白衬衫领口被胡乱扯开了两颗扣子，领结不知所踪。他的头发散了，几缕额发狼狈地垂下来，眉心那道惯常紧锁的竖纹便毫无遮挡地暴露出来。纹路极深，在白炽灯冷硬的光线下一照，像用刀刃刚刻上去的一道新伤。
他径直走到章建面前站住，脚下无声。两个人谁都没有开口，走廊里只剩下不知从哪个病房渗出来的、仪器规律的嘀嘀声，一声接着一声，如同一个巨大而孤寂的、属于这栋建筑的心跳。
“她还在昏迷。”
章建主动开口，将护士的话转述了一遍。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异常清楚。他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放在最前面说，把“还在昏迷”放在后面。他知道丁禾苏在等什么，于是把最好的消息先献给他，把最坏的那个留着，但最坏的那个也不会比这更坏了——最坏的那个，她已经从鬼门关硬生生走了一遭，又跌跌撞撞地回来了。
丁禾苏没应声，转身在病房门口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下来。椅子是浅蓝色的，靠背很直，毫无舒适度可言。他坐下时，能感到塑料椅面那股沁入骨缝的凉意。他把外套搭在膝盖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拇指便开始不由自主地绕着圈，一圈，又一圈，速度极慢，却带着某种固执的节奏。
章建见过他这个动作，很多次——在5028病房外的走廊上，在护士站临时歇脚的值班室里，在那间她后来搬进去的、小小出租屋的窗前。每一次，当丁禾苏感到紧张、焦虑，或是面对全然失控的局面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他的手指就会开始这样无声的、圆周式的祈祷。
章建看着他拇指绕圈，在心里默默数着，一圈，两圈，三圈。他数到一百，那指尖仍在不知疲倦地旋转。
丁禾苏哭了。
不是那种号啕的、发泄式的恸哭，而是没有一丝声音的。眼泪从他通红的眼角迅速汇聚、滑落，顺着笔直的鼻梁两侧往下淌，滴在他紧握的手背上，渗进他交缠的手指缝里。他没有去擦，任由那些湿热的液体肆意流淌。他的肩膀在轻微地颤抖，很克制，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去压抑，不想被任何路过的人看到这份失控。但此刻的走廊里，并没有其他“路过的人”，只有他和章建，只有那扇紧闭的、沉默的病房门，只有门里面那个还在沉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睁开眼睛的她。
他想起他曾经见到她的样子。那是在5028病房，她穿着过于宽大的黑色棉袄，一顶黑色棒球帽帽檐压得极低，脚上是同色的运动鞋，整个人像是被包裹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黑色壳里，像一只受惊后只想把自己彻底藏起来的小动物。
她不爱说话，查房时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她就永远沉默。她来做治疗的时候也是这样，总是低着头走进来，做完治疗，又低着头，快速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他从她的病历上清晰地知道她的名字、年龄、冰冷的诊断结果和一长串药物方案。他曾以为，凭借着这些白纸黑字，他足够了解她，甚至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可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他其实什么都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