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病已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那笑声在午后的客房里响起来，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明亮和清澈，像阳光打在铜盆上发出的回响。许平君看着他笑，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先是抿着嘴偷着乐了几声，然后渐渐放开了，笑出了声，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两个人就那么面对面笑着，谁也不知道到底在笑什么，可就是停不下来，像两个被点了笑穴的傻子。
笑够了，闹够了，许平君终于从床上爬起来，洗了脸，梳了头，换好衣裳，两个人一起出了吴家的门。马车已经等在巷口了，张彭祖坐在车辕上，嘴里叼着一根草茎，百无聊赖地看着天上的云，看见他们出来，把草茎从嘴里取下来，往车厢里努了努嘴，一个字都没说，但那架势明明白白的：上车，走人。
马车上了路，沿着来时的方向缓缓驶出杜县。午后的阳光从车篷的缝隙里漏进来，在车厢里投下一道一道细长的光柱，尘埃在光柱里缓缓飘浮着，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细小精灵。
许平君上车的时候还撑着，坐在刘病已对面，腰背挺得笔直，眼睛睁得大大的，表示“我这次绝对不睡了”。马车出了杜县城门，驶上回长安的大路，车轮碾过黄土路面的咯噔声有节奏地响着，像一首催眠曲，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敲在她的耳膜上。
她的头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垂，像一朵被太阳晒蔫了的花，花茎一点点地弯下去，弯下去，弯到最后猛地一栽，又醒了。她用力眨了眨眼睛，坐直了身子，把目光投向车窗外面，试图用移动的风景来对抗汹涌而来的困意。田野、树木、远处的山峦、近处的庄稼人——这些东西在她的视野里飞快地后退着，可她的眼皮却不听使唤地往下坠，像有人在她眼睑上各挂了一个小秤砣，一次比一次沉，一次比一次难抬起来。
她的头歪向了车窗那边，额头抵在车篷的木框上，磕了一下，有点疼，可她已经感觉不到了。她的呼吸变得绵长而均匀，睫毛不再颤动了，嘴唇微微张开一条缝，整个人像一朵终于合拢了花瓣的睡莲，在午后的阳光里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刘病已伸出手，将她的身子轻轻拉过来，让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又调整了一下姿势，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动作一气呵成，像做过一千遍那么熟练。许平君在他肩头蹭了蹭，像一只找到了最舒服位置的猫，鼻子里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哼，然后彻底不动了。
马车继续往前走，车轮碾过一段石子路，颠了一下，她的头从他肩头滑了下来，他用手掌稳稳地托住了，将她的脸重新放回自己的肩窝里，手掌在她发顶停留了片刻，确认她不会再滑下去，才慢慢收回来。
车窗外，春天的原野一望无际，麦苗青青，在风中翻着绿色的波浪，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有几棵野桃树开得正盛，粉白色的花簇拥在枝头，远远望去像一团一团粉色的云落在大地上，风把这些云吹散了又聚拢，聚拢了又吹散，反反复复的，像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张彭祖在车辕上甩了一下鞭子，马匹加快了步子，车轮滚过黄土路的声音越来越密，像渐行渐远的心跳。长安城还远着呢，但方向是对的，路是对的，坐在车里的人也是对的。
许平君在梦里不知道又看见了什么，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弯出一个浅浅的、温柔的弧度，像天边那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月牙。刘病已低头看见了那个弧度，嘴角也跟着弯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原野和天际线上越来越近的长安城，眼睛里有一种安静的、笃定的光。
那光不刺眼，不灼热，甚至算不上明亮——它只是一点微弱的、持续的、不会熄灭的光，像深秋夜里的萤火，像腊月灶膛里的余烬，像一个人在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黑夜里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推开门，看见屋子里有人为他留了一盏灯。
歇了几日，长安城的天便彻底暖透了。巷口的槐树一夜之间爆出了满枝的新绿，嫩生生的，像刚在颜料里蘸过的笔尖，风一吹就沙沙地响。许平君站在典狱司门口等刘病已的时候，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春衫，头发用一根素银簪子挽着，几缕碎发被风吹到脸颊边，她不时伸手将它们别到耳后，动作轻而自然，像春天本身在做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刘病已来的时候手里没拿酒，没拿点心，而是拎着一只风筝。那风筝是他自己扎的，竹篾削得极薄，糊了桑皮纸，纸上画着一只胖乎乎的燕子，墨色浓淡相间，燕子的眼睛点得又圆又亮，像两颗饱满的黑豆，翅膀上还描了几笔白色的纹路，远远看去倒真有几分栩栩如生的意思。只是这燕子的身子比寻常风筝圆润了不止一圈，圆滚滚的，像吃撑了飞不动的样子，憨态可掬中透着一股说不清的好笑。
“这是什么？”许平君指着那只胖燕子，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燕子，”刘病已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长安城今年最时兴的样式，叫福燕，越胖越有福气。你不懂，别瞎笑。”他说着把风筝线在手上绕了两圈，试了试风向，朝城外那片开阔的原野扬了扬下巴，“走，趁着风好。”
出了城门便是大片大片的田野。麦苗已经长到膝盖高了，青青翠翠的，在风里翻着柔软的波浪，像一片铺到天边的绿色绸缎。田埂上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黄的白的紫的，星星点点地散在草丛里，不争奇不斗艳，就安安静静地开着，开给自己看。远处的天边浮着几朵慢悠悠的白云，一动不动，像在打盹。风从渭河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泥土翻新的气息，暖洋洋的，熏得人骨头都酥了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