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下头，将额头抵在她的肩膀上，不再说话。窗外的蝉还在叫，太阳还在晒，院子里的淳于衍和冯厚还在堂屋里坐着，隔着门和墙，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可那都不重要了。他不是一个人在扛了，她有他，他有她，她肚子里还有一个。他要的不是淳于衍的信任，不是冯厚的忠心，不是任何人的施舍和怜悯。他要的只是她说的那句话——“我帮你。”

够了。这句话够他再走十年。不，够他走一辈子。他抱紧了她，许平君也抱紧了他。窗外的蝉终于叫累了，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下一轮。

那年入秋以后，雨水便少了。天高云淡，风从渭河上吹来，带着水汽将干未干的气息，吹得城外的杨树林哗哗地响，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枯，一片一片地落下来，铺在地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走在一条被岁月磨旧了的地毯上。淳于衍的婚期定在十月，不冷不热的时候，宜嫁娶，宜出行，宜诸事大吉。

许平君的肚子已经大到低头看不见自己脚尖的程度了，走路像一只笨拙的企鹅，一步一步地挪，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不急不慢，像一艘吃水很深的船，在平静的河面上缓缓前行。刘病已每天出门前都要在她面前站一会儿，看看她的脸色，问问她今天有没有不舒服，摸摸她的肚子，跟肚子里那个还没见过面的小东西说几句话，然后才走。许平君嫌他啰嗦，说他比衍姐姐还啰嗦，刘病已说啰嗦是应该的，不啰嗦的是不负责任。许平君说不过她，就由着他去了。

淳于衍的婚礼办得简单，没有十里红妆，没有百抬聘礼，就是两家人坐下来吃了一顿饭，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院子里摆了三四桌酒席。冯厚那边的亲戚不多，他爹娘早逝，只有一个叔叔在城外种地，赶了二十里路来参加婚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坐在席上不怎么说话，就是闷头吃饭，偶尔抬起头来憨厚地笑一笑，笑完了继续吃。淳于衍这边的娘家人就是许母林寻和许平君一家，许母坐在主位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绸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那种嫁女儿时才有的又喜又酸的表情，嘴角是往上弯的，可眼眶是红的，两种情绪在她的脸上打架，打了一整晚也没分出胜负。

婚礼是在黄昏时分举行的。汉家婚礼重昏礼，黄昏是阴阳交替之时，天地交泰，万物和合，最适宜缔结良缘。淳于衍没有穿华丽的嫁衣，穿了一件深色的曲裾深衣，领口和袖口镶着红色的缘边，头上戴着一顶用真丝编成的假髻，髻上插着几支金银色的簪子，没有凤冠霞帔的隆重，可自有一种端庄素净的好看。她站在那里，腰背挺得笔直，表情平静得像一面不起波澜的湖水，可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一种“从此以后就是两个人了”的郑重。

冯厚穿着侍卫的青色官袍，腰间系着革带，佩刀换成了木制的仪刀，刀鞘上系着红绸，走路的时候一摇一晃的，像一条喜庆的尾巴。他站在淳于衍旁边，高出她大半个头，身形魁梧得像一堵墙，脸上带着那种从头到尾没散过的、憨厚到让人想捏一把的傻笑。他的叔叔坐在席上，看着侄子这副模样，鼻子一酸，低头扒了一大口饭，把那股酸意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刘病已带着他的一帮兄弟来参加婚礼。张彭祖、吴三郎、周二郎、王四郎、郑大郎，浩浩荡荡地来了七八个人，手里都提着贺礼——有的送布匹，有的送酒坛，有的送一对木雕的鸳鸯，雕工粗糙得看不出是鸳鸯还是鸭子，可那份心意是实在的。

张彭祖穿了一件新做的袍子，枣红色的，衬得他那张圆脸更圆了，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红苹果。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找到冯厚，从袖子里掏出一只红包，塞进他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洪亮得像在喊口令：“冯大哥，恭喜恭喜！以后常来常往啊！”冯厚接过红包，嘿嘿笑了两声，扭头看淳于衍。淳于衍站在三步远的地方，看了张彭祖一眼，那目光不冷也不热，像秋天的风，吹过去了就吹过去了，不留痕迹。张彭祖被她看得有些发毛，讪讪地退了两步，转身去找刘病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