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骐桂站在垛口后面，从怀里掏出斥候带回来的两张粗布地图，摊在垛口的石面上，用两块碎砖压住四角。周瑞站在他旁边，看着地图上的炭笔圈画，嘴唇动了动。

“宋莒联手，”周瑞说，“他们这是商量好的。”

“不止联手。”顾骐桂指着地图上的两个圈，“你看他们的扎营位置——宋军在西，莒军在西北，两军相距不到二十里，互为犄角。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袭扰，是有备而来的大举进攻。”

他直起身来，对周瑞说：“传令下去，所有城门从今天起只开东门，其他三门全部关闭。东门进出的人挨个盘查，有可疑的先扣下再说。城内戒严，百姓无事不得上街，所有储粮统一登记，酒坊暂停酿酒，粮铺限购，每人每天只准买一升粮。”

周瑞一一记下，又问：“守军这边？”

“十万人分成三班，两班守城一班休息，四个时辰一换。城墙上的箭矢和火油再加一倍，瓮城城门用沙袋堵死——既然他们来了，就别想轻易进来。”

顾骐桂的语气很平，像是在布置日常训练。但周瑞听得出来，这些命令条条都是准备死守的安排。瓮城城门用沙袋堵死，意味着守军自己也没有退路。

“还有，”顾骐桂抬头看向东边的天际线，那里的天空还是干净的蓝色，没有一丝烟尘，“马上往京城发八百里加急。”

“报什么？”

“报樟城面临宋莒联军大举进犯，敌军兵力初步估算不少于二十万。樟城守军十万，粮草可支撑一月。我顾骐桂与樟城共存亡，请朝廷速发援兵。”

周瑞把这段话原样记下来，写在一方白绢上，盖上军印，卷成细筒用蜡封口，交给驿卒。驿卒双手接过，转身跑下城墙。片刻之后，一匹快马从樟城东门疾驰而出，马蹄踏碎了清晨的薄霜，沿着通往京城的驿道飞奔而去。

顾骐桂站在垛口后面，望着那匹快马越跑越远，马蹄扬起的尘土在晨光里拉成一条长长的黄线。他知道，快马到京城最快也要十几天，援军赶到樟城最快也要二十天。这二十天里，他只能靠手头的十万人守住这座城。十万对敌军至少二十万——如果能守住，那是奇迹；如果守不住，樟城就是他的坟墓。

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他只是转过身来，沿着城墙继续巡视，一个一个垛口地检查箭矢的数量和火油的储备，一队一队地叮嘱守城士兵保持警惕。他的脚步很稳，和过去五年里每一个早晚巡城时一样稳。

当天傍晚，更多的斥候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带回来的情报一个比一个沉重。

“宋军兵力不止十万，后续还有大队人马正在赶来，总兵力可能在二十万左右。”

“莒国骑兵前锋后面还跟着步兵和辎重，兵力不下二十万。”

“两军已在樟城以西三十里外汇合，正在搭建联合大营。”

“敌军派人沿路张贴告示，说姜国气数已尽，投降者不杀，抵抗者——城破之日寸草不留。”

最后这条情报让城墙上的空气凝固了。周瑞捏着拳头，指节发白。顾骐桂只是冷冷地笑了一下，把那张告示揉成一团，扔进了垛口的火盆里。火光腾地一下蹿起来，把他脸上的刀疤映得格外狰狞。

“大军压境，攻心为上。”他说，“这话写在兵书里，他们也就会这点东西。”

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明白，敌军四倍于己，又是两国联手，这一仗比他打过的任何一仗都难。宋国的张富苒他不认识，但听说过——宋国近年来最受重用的将领，据说用兵稳健，从不冒进。莒国的齐达恺他倒是打过交道，十年前在护国公帐下和他交过一次手，差点被他一箭射中喉咙。那支箭擦着他脖子飞过去，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养了大半个月才愈合。齐达恺这个人凶狠狡诈，最擅长在恶劣天气里发动突袭，他带的兵跟他一个德行——在风雪里反而越打越勇。

顾骐桂站在垛口后面，望着西边。夕阳正从山脊线上缓缓沉下去，把群山的轮廓镀上了一层血红色的光。在更远的地方，一缕缕炊烟正从地平线下升起来——不是牧民帐篷的炊烟，是大军扎营生火做饭的炊烟。烟柱粗壮而密集，在晚霞的映照下像是无数根灰色的手指从地下伸出来，对着樟城的方向指指点点。

“炊烟的数量比上午又多了。”周瑞低声说。

顾骐桂没有回答。他在数那些炊烟——四十道，五十道，六十道。每一道炊烟背后都是一个千人队。他把手从垛口的石面上收回来，转过身，背对着那片血红的晚霞。

“入夜以后，城墙上加双岗。所有人不准脱甲，兵器不离身。”他说，“今晚敌军的号角随时可能响。他们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

夜色降临，樟城的城墙在火把的映照下变成了一道绵延的火线。守城士兵披甲持戈站在垛口后面，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顾骐桂在城墙上巡视了最后一圈，叮嘱了每个位置的守将，然后独自一人站在西城门的城楼里，望着远处敌军大营的灯火。那灯火密密麻麻，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从西边的山脚一直铺到西北的山谷，像一条匍匐在大地上的火蛇。

一场姜国立国一百六十八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战，即将在这座边陲小镇的城墙下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