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该山被勘测出有滑坡隐患，市政部门进行护坡加固工程。刚动工不久，几名工人在清理山脚不稳定土体时，发现了骸骨，第一时间报了案。

骨骼鉴定是四十岁左右的男性，在额骨和眼眶内侧壁查看到清晰的陈旧性骨折线，说明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这些部位曾受过伤，而且是已经愈合的伤口，这都符合薛季同的身份标志。

然而，薛季同的直系亲属都不在了，只能和薛慈的DNA数据进行比对，叔侄之间比直系亲子的数据比对要复杂一些。尽管所有人都已经默认这具埋在孤儿院二十多年的骸骨正是失踪多年的薛季同，但遗憾的是由于核DNA缺失，无法从技术层面百分百地确定骸骨身份。

这一次无论怎么审问，林大勇和高婵娟都坚持和薛季同的失踪没有关系。

唯一不感到意外和疑惑的人是邹叡，她一直坚信薛季同没有死。别人以为薛慈死了，但她知道他还活着。尽管不知道他是如何回到过去的，但他既然已经死里逃生过一次，怎么会这么草率地死在过去。

只不过这个信念并没有支撑她多久，因为就在几天之后，林大勇就承认是自己杀了薛季同，当年借六万块钱的人也是他。

那时候薛季同讲了要去北方做生意的事情，他也很看好，说是借其实是投资，还嘱咐薛季同不能告诉任何人借钱的事。

但到了还钱的日子，薛季同借口店里资金周转不开一直拖着，林大勇气急了说漏嘴，让他知道了借他的那笔钱是挪用了公款，之后更是拖着不还了。

林大勇深知这笔钱估计要不回来了，没办法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谁知道到了年底，薛季同从北方回来后上楼找他，竟然以此要挟勒索他再给自己五万块钱回老家。林大勇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对方是个连命都能豁出去的混混，他竟然还妄想在他身上赚钱。

一边是正经体面的铁饭碗工作，一边是丢了工作不说还会面临牢狱之灾，他原本是打算就舍五万块钱的。可是翻来覆去地想，一旦接受了薛季同的要挟，以后就永远被他捏着把柄，说不定是个无底洞，谁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来要钱。再加上满腔无法明说的怒火，林大勇一狠心决定杀人了结。

他想过了，除了一个未成年的侄子薛慈，薛季同已经没了亲人。他早就说过要回老家，就算邹家和他熟悉一些，但等到他回去断了联系也是正常，不过就是当了几年的邻居，两个女人也不好意思主动去找的。于是他假装答应了给钱，将人约到家里，确认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借钱的事，便用电线将他勒死，再埋入孤儿院的后山脚下，之后回信息的人也是他。

薛季同死后，林大勇没有在他身上摸到钥匙，也就没能进去402处理他的东西，之后一直也未找到合适的时机。过了不久，原房主李老头回来，林大勇找理由进去草草地看了一眼，发现薛季同房里没什么东西，又听李老头说要卖房子，打算把那些旧东西都清理出来丢了，遂放了心。

薛季同就这样在地下埋了二十年无人知晓，直到薛慈出狱，林大勇没有想到他竟然知晓当初薛季同借钱的事情。

那天晚上所谓的争执中失手推了他一把也是假的，真相是因为这么多年薛季同都联系不上，薛慈开始怀疑他的失踪有问题，于是找到最后那几天和薛季同有接触的林大勇询问。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的事被翻出来，又听见薛慈说他第二天要去东市，等从东市回来后就打算去一趟昌水镇找薛季同，如果找不到就去报警。林大勇一时惊慌失措，紧急之下先是将人灌醉，高婵娟将自己常吃的安眠药磨成粉末加进酒里，薛慈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然后两人将他架送回家安置在床上，林大勇拿起枕头捂在他脸上，没想到他开始剧烈挣扎，高婵娟害怕动静引起楼下注意，随手拿起床头的一个玻璃奖杯砸在他的头上。过了两分钟，他就窒息了。接下来就如同之前所说，他们误以为已经致其死亡，仓皇离开。

因为案情的变化，薛慈的案子又展开了新的审理，犯人的刑罚要重新裁定。

可不管过程有什么变化，结局早就无法更改。

无论是薛慈还是薛季同，他们早就已经站在生的另一边。

他们的死亡预告了太久，久到已经变成一种对活着的人的缓冲。

对邹家三个女人来说，不像高潮里轰然倒塌的废墟，而像在一间被慢慢抽走空气的房间里。真正确认的那一刻，没有嚎啕和崩溃，本应剧烈的痛苦酝酿太久，像拧开瓶盖后呲溜出来的那股气，然后就只剩下漫长的静默悲叹，和深夜里无尽的辗转难眠。

她们三人没有互相安慰过。

邹柏青越来越不爱出门，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靠门口的位置，八十多岁的老人眼球已经浑浊，显现出一种雾蒙蒙的灰蓝色，她眼里的世界越来越不清晰。电视上放着男男女女的搞笑综艺，一阵阵笑声传出，她只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

她从来不提薛慈，偶尔陈婆婆过来了，她才会说：“老二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去找别人要钱。”

邹纬则每天下楼买菜，有人和她打招呼，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礼貌体面地回应，再快速走开。她要做两顿饭，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吃完再收拾干净，在此之前的多年，她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能耗掉一天中的大半时间。等到镇上学校开学了，她收拾了家里的东西，开车带邹柏青又回到镇上。

而邹叡早就回到了医院，她如常生活，上班、吃饭、睡觉。她不相信薛慈真的死了，渴望进入回到过去的梦境，但再也没有一觉醒来脑子被塞入了新的记忆，生活里也没有突然多出什么怪异的人和事。

她写了一篇有关妇产暴力的论文，科主任认为这会惹来争议，对妇科医生不友好，也担心对邹叡的职业生涯有影响，以后难免被穿小鞋。她写了一篇关于女性完整自主生育权的文章，又被认为观点偏激，触碰到了复杂的社会和法律边界，很多期刊都不愿意发具有社会争议性的议题。这样一来，她这大半年似乎什么都没做，成果全无。

特别疲累的时候，邹叡会感到丧气，好像无论怎么努力，就算日夜不休，病人永远也看不完。她每天都要见到那么多受到病痛折磨的女人，眼前闪过千百张不同女人的脸，但她看不清那些脸，只记得那些痛苦难忍的神情。

转眼半年过去，到了二零二六年，时至春节，邹叡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六都不用值班，是近几年来第一次在家待得最久的年。

薛家和林家的事情在院子里本已经平息，五楼的林家已经没有人住了，这么久没见到邹家的人，大家都以为他们也已经搬走了。但见到三人的身影，免不得私下又津津乐道。

邹叡站在单元楼下，看着光秃秃的桂花树，薛慈把它从一颗小树苗养到现在两米来高了。从大五实习开始，她每年在江城待的时间屈指可数，以至于这十多年来，她愣是一次都没碰上过它开花的时候。

有一年的中秋，薛慈回江城陪邹柏青过完节，临走折了两根开得正盛的桂枝，一路呵护备至地带回了东市。等邹叡下完夜班回来，打开门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气扑来，一眼便看到桌上水瓶里插着的桂枝，小巧的桂花要掉不掉地挂在枝头。她一直都知道，薛慈并不喜欢东市，如果不是因为她在这里，他是不会来的。闻着桂花香，她突然心生怜爱，向他承诺最多再过十年，她就找机会回江城的医院，到时候每年都陪他看桂花。

她还记得，薛慈当时正蹲在地上手洗两件衣服，听她这么说，眼睛突然就亮了，还带着不可置信的神情问她是不是真的。得到肯定答案后，他匆匆清水洗了把手，开心地站起来将她抱住。

隔着一层衣服，邹叡也能感受到他手上冰冰凉，他在她耳边又亲又闻，开心地跟条小狗一样。到了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时，他依旧感动至极，但觉得她为自己牺牲太多，于是认真说道：

“不用了，我知道你在东市肯定比江城发展要好，你就安心工作吧，等你退休了我们再回去，也就二十多年了。”他规划起未来二十年的日子，“我就负责每年多跑几趟，回去看外婆和邹嬢，你就好好挣钱，飞来飞去很花钱的。等过个三五年咱们多攒点钱，到时候再换个大点的房子住，我差不多也可以出来单干了，到时候就可以每年把她们接过来玩一段时间，东市也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