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的卷宗调取比顾深预想的要难。不是权限不够，是卷宗根本不在档案室里。沈则在档案室翻了一个上午，把近五年的所有案件卷宗登记表都查了一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逐行核对。2019年6月到8月之间的记录有一段空白，整整三页登记表被人撕掉了，切口整齐，像是用美工刀裁的。撕掉的不只是三页纸，是三个月的时间里所有案件的索引信息。

“卷宗不见了。”沈则把登记表放在桌上，“不只是爆炸案的，那三个月里登记的所有案件卷宗都不见了。一共十二个案子，全部没有记录。”

顾深站在档案室的窗边，看着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谁有权限调取卷宗？”

“省厅正式编制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但调取卷宗有记录，谁调的、什么时间调的、调去做什么，都要登记。”

“那就查调取记录。”

沈则翻开调取登记本，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每一行字上停留，逐条核对。翻了十几页，他的手指停了。“2019年9月15日，赵鹤鸣调取了爆炸案的全部卷宗。调取理由是‘案件复核’。”

顾深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爆炸案发生在2019年8月7日。赵鹤鸣在9月15日调取了卷宗，爆炸案之后一个月零九天。那时候他还昏迷着，在医院里还没有醒过来。赵鹤鸣调取卷宗的时候，顾深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他的导师已经在替他想后事了。不是替他想，是替自己。

“赵鹤鸣调取卷宗之后，有归还记录吗？”

沈则继续往下翻，翻到年底，翻到第二年，翻到第三年。没有。赵鹤鸣调取的卷宗，没有归还记录。他调走了，再也没有还回来。

“他是副厅长。他有权限。他可以不还。”沈则合上登记本，“他把卷宗扣下了。也许销毁了，也许藏起来了，也许交给了别人。”

“他没有销毁。”顾深从窗边走过来，“赵鹤鸣不是那种会销毁证据的人。他会留着。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查，那些卷宗是他最后的筹码。”

“你是说他把卷宗当成了护身符？”

“也许。也许不是。他留给我的那只录音笔，里面的录音也是他的筹码。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交出去。卷宗也是其中之一。”

沈则沉默了几秒。“你知道卷宗在哪里吗？”

“不知道。但有人知道。”顾深拿起外套，“去看守所。见赵鹤鸣。”

看守所的探视室还是老样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好几倍。赵鹤鸣被带进来的时候，比上次见面时更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什么东西加深了一遍，但腰背还是直的，坐在椅子上也没有靠椅背。他看着顾深，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惊喜，不是愧疚，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终于等到这一刻的表情。

“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玻璃，“我猜你最近就会来。”

顾深在他对面坐下来，把调取登记本的照片放在桌上。“爆炸案的卷宗，你调走了。没有归还。卷宗现在在哪里？”

赵鹤鸣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你想起爆炸案的事了？”

“想起了。想起了方远最后说的话。他没有说完。但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但你知道。卷宗里有他的名字。”

赵鹤鸣沉默了很久。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动，像某种倒计时。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了下去，低到顾深几乎要凑近才能听清。“卷宗在我家的书柜里。最下层，用牛皮纸信封封着，信封上写着你的名字。”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颤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人是谁。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方远在救护车上醒过来一次，说了两个字。不是‘不是’，是那个人的姓。”

“什么字？”

“陈。”

顾深的手指收紧了。“陈？哪个陈？”

“省厅技术科的陈立。爆炸案发生后第三天，他辞职了。理由是‘身体原因’。没有人怀疑他。他是技术科的老员工，干了十五年，业务能力过硬，为人低调，从不和人起冲突。没有人会把爆炸案和他联系起来。”

顾深的心跳加快了。陈立。他认识他。省厅技术科，四十五岁，中等身材，戴眼镜，沉默寡言。顾深在电梯里碰到过他很多次，偶尔点头致意，偶尔说一句“早”。他对陈立的印象仅限于此——一个普通的老技术员，一个不会让人多看一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