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这么做？”

赵鹤鸣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手指关节粗大，指甲泛黄。他看了很久，像是在想该从哪里开始说。

“他儿子叫陈小军，在实验小学读过书。红色标签。陆鹤亭的实验名单上有他的名字。2009年，陈小军被关进黑屋子，关了三天。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陈立找学校，学校说‘这是正常的心理干预’。找医院，医生说‘可能是应激反应，需要时间恢复’。找省厅，省厅说‘没有证据，无法立案’。没有人帮他。”

赵鹤鸣的声音开始发颤。

“陈小军后来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他的病没有好。他休学了，退学了，住在家里，不出门。陈立的妻子受不了，和他离了婚。陈立一个人带着儿子，到处求医，花光了所有积蓄。儿子的病还是没好。2018年，陈小军从家里的阳台跳了下去。十七楼。当场死亡。”

顾深的呼吸停了。

“陈立在儿子死后，没有闹，没有哭，没有找任何人理论。他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正常和人打招呼。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我知道。因为我也是父亲。一个父亲失去了孩子，他不会忘记。他会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能让伤害他孩子的人付出代价的时机。”

“所以他等到了2019年。他选择了我和方远。因为我是陆鹤亭实验的受害者。方远是负责调查实验小学案子的警察，但他没有查到陈小军的名字就结案了。在陈立眼里，我们都是凶手。”

赵鹤鸣抬起头，看着顾深。那双苍老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他不是在报复你。他是在报复所有人。你是最后一个。”

顾深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陈立现在在哪里？”

赵鹤鸣闭上眼睛。“不知道。他辞职之后，换了好几个城市。我去找过他一次，在临市的一个小镇上。他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保安。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不需要知道’。我说‘我欠我学生的’。他说‘你没有学生了。你只有罪’。”

顾深转过身，走向门口。“赵鹤鸣。”

赵鹤鸣睁开眼睛。

“你还欠方远一个交代。”

铁门关上了。探视室里只剩下赵鹤鸣一个人。他坐在那里，看着墙上那面钟，秒针还在一下一下地跳。他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那张调取登记本的照片上，洇开了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沈则把车开出看守所。顾深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陈立的照片——省厅技术科的旧照片，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表情平淡，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但顾深看着那双眼睛，那双被镜片遮住的眼睛。他在那里看到了熟悉的空洞——和他在停车场墙上数碎片时一样的空洞。那是失去了什么东西之后，再也找不到替代品的人才会有的眼睛。

“沈则。”

“嗯。”

“我要去找陈立。”

“我陪你去。”

“你不能去。你不是省厅的人。陈立认识所有省厅的警察。你去了，他不会见我。”

沈则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收紧了。“你要一个人去见他？”

“他等了我四年。他不会伤害我。如果他想伤害我，爆炸那天他就不会只放一枚炸弹在我的车底。他可以放两枚，三枚，十枚。他只想让我知道，他儿子死了，我活着。他不想让我死。他想让我带着愧疚活着。”

“你不愧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顾深看着沈则。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暖风的声音。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我活下来了。他儿子没有。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