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王刘贺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像一出荒诞得不像真的戏。刘病已是从吴三郎那里听到的消息——说刘贺在进京的路上就开始抢民女了，车载斗量地装了一路，进了宫更不得了，把先帝的乐工都召了来，吹拉弹唱地闹了几天几夜，不守丧，不理政，不把霍光放在眼里，连霍光的面都不见。郎中令龚遂是个耿直的老臣，当面指出刘贺的不是，说得刘贺掩着耳朵起身就走，嘴里还嘟囔着“郎中令真会使人羞愧”。刘贺与奴仆和膳食人员等吃喝玩乐，赏赐没完没了，龚遂跪在地上哭着劝谏，刘贺才勉强把那批小人赶走了，可没几天又都叫了回来，一个不落，比赶走的时候还多几个新面孔。

许平君听完这些，把孩子放在炕上，转过身来看着刘病已，那目光里有光，可那光不是亮堂的，是幽深的，像一个人在夜里打开了一只很久没开过的箱子，箱子里的东西还在，可她需要时间看清。“病已，”她的声音很轻，“你明白了没有？”刘病已坐在炕沿上，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握着孩子的小脚丫，那脚丫只有他手掌长，五个脚趾头像五颗小花生米，粉嫩嫩的，一碰就蜷起来。他没有抬头，声音闷闷的，可那个“嗯”字里有一种被验证了什么的笃定，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终于摸到了墙壁，墙是实的，不是虚的，他可以把整个人的重量靠上去了。

许平君在他旁边坐下来，把孩子的小脚丫从他的手心里轻轻抽出来，握在自己手里。她的手比他的手小，可此刻她觉得自己的手比他的更有力，不是力气大，是她在替他握住一些他暂时握不住的东西。“邴叔是故意的，”她说，语速不快不慢，像一个在给迷路的人指路的人，不说快，说快了人家记不住；不啰嗦，啰嗦了人家嫌烦，每一句都落在该落的地方，“他故意选了一个最蠢的。不是蠢的里面挑一个，是所有的里面挑最蠢的。为什么？因为只有最蠢的，才能让所有人后悔。满朝文武，谁选的？霍光选的。霍光选了个什么样的人？选了这么个东西。霍光的脸往哪儿搁？那些跟着霍光站队的人，脸往哪儿搁？等他们都被这个傻皇帝拖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就会想——当初要是选了一个聪明能干的就好了。而你就是那个最聪明最能干的。”

刘病已终于抬起头来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被点燃的激情，是一种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慢慢渗透出来的、持续的、不会熄灭的光。他没有说“你说得对”，也没有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她握在孩子脚丫上的那只手，四只手叠在一起，中间隔着孩子那双比所有的手都小、都嫩、都干净的手。孩子不知道大人们在说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的脚丫被人握住了，痒痒的，他蹬了两下，没蹬开，便不蹬了，安安静静地躺着，睁着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头顶那根被烟火熏得发黑的房梁。房梁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一圈一圈的，不着急，不偷懒，织得又密又匀。孩子看着那只蜘蛛，笑了，没有声音，只是嘴角弯了弯，弯成一个浅浅的、好看的小弧度。

后面的发展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刘贺即位二十七天，干了上千件荒唐事，平均每天四十多件，有人统计过，有人没统计过，可不需要统计，光是那几件大的就足够让人瞠目结舌了——在服丧期间饮酒作乐，把先帝的乐工召来奏乐，与先帝的宫女□□，把国库的财物随意赏赐给身边的小人，甚至企图除掉霍光。霍光不是傻子，他能在汉武帝晚年那场腥风血雨中活下来，能从一个普通的外戚做到大将军、大司马、录尚书事，靠的不是运气，是脑子。他没有给刘贺更多的时/间。二十七天，够了。足够他把所有的罪名罗列清楚，足够他让所有的朝臣签字画押，足够他找到一个新的、更听话的、更聪明能干的、更有资格坐上那把椅子的人。

刘病已是在一个傍晚知道刘贺被废的消息的。那天许母做了一桌子菜，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孩子已经会翻身了，在炕上翻来翻去，像一只小乌龟，翻过去了翻不回来，就趴在那里哼哼唧唧地叫人。许平君放下筷子去把他翻过来，他又翻过去，反反复复的，逗得满屋子人都笑了。那笑声还没落，邴吉来了。

邴吉站在院门口，穿着一身便装，没有戴冠，没有穿官袍，像一个寻常的邻家老者，可他站在那里的姿态不寻常——他的背挺得比平时直，下巴抬得比平时高，那双不大却格外有神的眼睛里有一种刘病已从未见过的光亮，不是喜悦，是“成了”的笃定。他看了刘病已一眼，没有笑，没有寒暄，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一下点头的意思是——跟我来。刘病已放下碗筷，站起来，朝许平君看了一眼，她没有问“去哪儿”，没有问“什么事”，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像他点给邴吉的那样。两个人就这样交换了一个只有他们才能懂的秘密，像两根琴弦在被同一只手拨动后发出了同一个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可那声音是叠在一起的，分不清是谁的。